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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希望：全球治理体系的“大爆炸”

俄罗斯当前的危机，尤其是卢布的崩盘，反映出的不仅仅是俄罗斯经济的不堪一击，也反映出当前国际秩序和对经济政治可持续性的当代思考的脆弱性。

自上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和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新兴经济体下定决心要找到途径避免重蹈覆辙。它们认识到了用来管理现代金融全球化风险的3个关键要素：大规模的外汇储备缓冲垫来抵御投机的冲击；避免出现大规模的经常账户赤字；还有较低的外债和私人债务水平。

此外，新兴经济体学到了治理的经验，意识到了改善透明度和减少腐败的必要性。这些国家的决策者和金融机构对什么会构成危机警示信号给予了相当大的关注。

在2014年之前，俄罗斯从各个标准来说都表现得相当优秀，并没有出现任何警示信号。2013年，俄罗斯公共部门外债总额仅占GDP的3.8%，而私人部门外债总额占GDP比重也在30.2%的合理水平。去年春天，因俄罗斯大量的经常账户盈余，其外汇储备也达到了4720亿美元的良好水平；而且，俄罗斯央行的数据显示，俄罗斯的外国资产总额已达到1.4万亿美元，超过了其外债总额1.2万亿美元的水平。

那么到底是什么出了错呢？其中一个问题可能是资产并不能轻易调动。正如国际清算银行的经济学家们尤其是ClaudioBorio和HyunSongShin最近的报告重点指出的，金融资产余额通常反映出外国部门被用来创建更多中介——成为了使大规模资本能够外流的体系。该现象似乎在俄罗斯的问题上尤为如此。换句话说，俄罗斯的公司用它们在海外获得的资金来积累资产，但它们并不需要将钱真正打回国内。

在此情况下，坏事也会发生——即便是该国有大规模外汇储备和经常账户盈余，毕竟如果需要付款，这些公司会迅速将外汇储备耗尽，而不是动用它们的海外资产。

经济学家对经典的宏观经济政策“三元悖论”耳熟能详：一国并不能同时实现固定的汇率、开放的资本项目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但同时也存在一个金融部门的等价理论，就是资本流动并不能与金融部门的稳定性相容。而且，随着国际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就像在当前俄罗斯危机期间，资本的自由流动甚至会带来更剧烈的波动。

在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也发生过类似的现象。德国和法国的紧密外交关系促进了大规模的资本流动；但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出现，如1911年的摩纳哥危机，引来投机分子的冲击，加重了德国越来越被孤立的形势。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当全球安全秩序瓦解、分裂之际，投机冲击变成了政治操纵的一个工具。尤其是纳粹德国希望通过给法国施以金融方面的压力，来诱发法国信贷和预算危机，进而迫使法国削减军事支出。

二战之后打下的全球秩序的印记之一就是经济和安全治理体系的互动，即五个大国占据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永久席位（译者注：即常任理事国），它们又占据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行委员会的永久席位。这延缓了政治层面上促发投机冲击的动机，并重塑了全球金融和货币的稳定。

苏联并没有申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员资格。但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申请获得了IMF的执行委员会的一个席位。俄罗斯随即又融入G8集团，并加入了新成立的G20集团。

但G8集团已将俄罗斯逐出，俄罗斯实际上在最近一次于布里斯班举行的G20峰会上被降至观察员身份。简而言之，世界秩序正在重铸——俄罗斯正失去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

俄罗斯的政治精英还曾希冀一个新的或替代性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出现，此机制受到主要几个新兴经济体的支持——巴西、印度、中国以及南非。所谓的金砖国家本被赋予希望来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尤其是IMF以及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确实已经挑战了这些制度。但迄今为止，它们努力的效果仍然有限。

举例而言，俄罗斯与中国在2014年5月达成了天然气重大交易，报告说包含了天然气价格以人民币和卢布计价，而不是美元。但因为卢布的崩溃，这些条款或许还要再次协商。

同样，去年7月，金砖国家创建的“应急储备协议”声明，会“预先阻止短期国际收支压力，提供互惠支持，并进一步加强金融稳定”。但俄罗斯可能在此次危机中无法利用这一应急信用额度了。

简而言之，西方主导的治理机制和金砖国家羽翼未丰的体系已经或正在离俄罗斯而去。在这一点上，俄罗斯唯一的希望就是，这场危机所引发的如此严重的不稳定传导下去，进而触动投资者和新兴经济体紧张的神经——最终导致全球治理体系的“大爆炸”。

（作者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蔚华译。版权：ProjectSynd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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